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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路乾来 源：人文经济课堂
制造问题的机制能解决问题吗——评梁建章关于生育的政策建议
路乾中央财经大学2023年6月24日
近日，笔者读到著名人口学家梁建章先生关于鼓励生育的政策建议。梁先生提出，为提振生育意愿，应该进行四大补贴：现金补贴，二胎补贴2000，三胎补贴4000；税务补贴，二孩减免50%，三孩全免；购房补贴：二孩利息免一半，三孩全免；福利补贴，加大托儿补贴等（梁建章在 新书发布会的发言）。
梁先生的建议是根据生育率下降的现实及其关于创新力的理论提出的。梁先生指出，我国人口结构“崩塌”，新出生人口数从7年前的1800万下降到了2022年的900多万。进一步地，梁先生提出，人口大幅下降会通过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与流动效应等几个机制影响创新力，而创新力对于我国的发展与安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不是人口方面的学家，也无意从财政方法等角度评价梁先生的建议。笔者只是在想，梁先生的思维方式与政策建议，与当初制造人口问题的思维与机制，究竟有什么不同？
宏观总量的思维方式能预测未来吗
梁先生的思维，是分析两个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一个宏观变量是人口，另一个变量是创新力。这种分析方式，假设人口总量会呈现出某个演变规律，而通过规模效应等宏观传导机制，会影响另一个宏观变量，即社会总体的创新力。本质上，这是在研究两个宏观加总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尽管理论模型的设定可能是基于微观行为的）。
然而，这种基于宏观加总变量的分析，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等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理论，究竟有什么不同？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将人口作为一个宏观变量，将资金积累、就业、粮食、科学研究等作为另外的变量，研究人口变量与这些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寅初提出，经济发展有计划，人口发展也要有计划；人口增长过快不利于资金积累，而我国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就必须通过控制人口增长来减少消费、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资金积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受所处时代的限制，无法预测人类社会的走势。改革开放后，受体制改革、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生产率快速增加，人均收入快速增长，资本积累与消费并没有彼此制约。马老也自然也无法预测当下的人口“崩塌”。
马老与梁建章的区别在于：其一，对于所处的社会背景的理解不同，马寅初的背景是中国要靠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梁建章则关注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二，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马寅初的框架是人口与消费、积累的关系，梁先生的方法是人口通过规模效应等机制与创新力的关系。其三，统计方法不同。
但是，马寅初与梁建章的思维框架，皆是分析人口数量对于其他宏观变量的影响。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宏观计划思维，即根据某种理性的模型可以推算出人类某些总体特征之间的规律性关系。这里的问题是，人类对于未来的认知是有限的。人类无法预测未来，是因为人的活动会产生新的知识，而这些新知识是不会被旧时代所了解的。 例如，我们无法预测未来AI、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加快人类间的信息交流从而加速创新活动；我们无法预测，AI及自动化的发展，是否会将人类从长时间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创造性思维与活动，从而，即使人口减少，创新力依然会增长。因为，我们无法推断，人类未来会产生什么新的活动，而新的活动又会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人类的创新能力。
如果马老都无法预测人口总量的趋势，以及人口与其他宏观变量的关系，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梁先生对于宏观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图景？我们如何确信，梁先生的新人口理论，不会受我们有限认知的约束，从而做出错误的预测？
制造问题的机制能解决问题吗
更大的问题是，梁先生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机制，与当年制造计划生育政策的机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梁先生的政策建议，本质上仍然是希望依靠国家的力量，来解决人口这个宏观变量可能产生的问题。但是，正是这样一套机制，制造了生育“崩塌”的问题。
依赖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利有弊。好处是可以借助国家强制力，集中资源快速的推行既定战略。缺点是，一是会制造既得利益者，阻碍政策的及时退出。二是国家政策基于的理论认知是有限的，而世界的发展是未知的。任何理论都是阶段性的、是有限的，但是世界是快速变化的，人的活动不断的产生新的知识，新的知识又在影响着人的活动。人们往往可以通过自发的创新活动来解决自己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基于有限认知的国家政策，可以指导无限可能的人类活动与新知识的创造？我们又怎么知道，有限认知下制定的政策，是在解决问题，还是会阻碍人类创造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提出宏大的政策建议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既有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只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学术理论，但是，为什么一个学术理论，能上升为国家的合法强制力？为什么计划生育政策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迟迟没有退出？如果这个答案没有得到清楚地回答，我们又如何判断，梁先生的建议，在通过相同的机制变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后，不会产生一系列无法预期的副作用？我们如何判断，在创造了一系列新政策及其既得利益后，新政策会能够及时的退出？
梁先生是笔者非常尊敬的学者，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只是疑惑，用产生问题的思维和机制去解决问题，是会真正的解决问题，还是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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